今年6月份，一则关于工行的消息引来汽车金融行业内同仁的关注。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近日工商银行总行信用卡中心正在大规模招聘授信审批人员，此举旨在为即将上收各省行的信用卡授信审批权限至总行做人员方面的准备。工总行相关人士表示，信用卡授信审批权将集中至总行牡丹卡中心，这“有利于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能够实施标准化的作业流程，统一风险偏好，有效管控区域风险。”
汽车金融圈尤其是工行系担保公司对这一新闻敏感，主要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工行系担保公司主要使用工行资金，通过信用卡分期付款的形式开展汽车贷款业务。这一模式盛行之时，工行系担保公司携手浙江省工行几乎将汽车贷款业务的触角伸到了全国。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和带来的可观收益，这种模式在工行体系内部逐渐走出浙江，其他地区的省行或者地级分行也陆续开展通过担保公司助贷发放汽车贷款的业务模式。
业务规模的扩大首先遇到的是资金面吃紧的问题。2015年开始，工行体系内开始受到信贷资金投放规模管控的限制，在个别月份，尤其是季度末、半年末和年末等存贷比考核的关键时点，由于个人贷款投放规模有限，部分分行的汽车贷款业务不得不暂停发放。于是工行系担保公司们开始从愁没有客户变成了愁客户太多，却不能放款。一时间担保公司们的主要工作从开展业务变成了安抚客户和经销商。
2018年，当时的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收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后，尤其是随后开展的整顿金融市场乱象等行动，使工行内部对于业务合规性的要求逐渐提高，曾一度叫停了浙江工行这种通过助贷模式跨区域开展汽车贷款业务的模式。断了资金来源的工行系担保公司有些转投其他资金方开展业务，有些则在工行体系内找到其他区域的分行重操旧业。
如今，工总行上收全国的信用卡授信审批权，使仍游走在工行体系内的担保公司们，尤其是那些将工行作为唯一资金方开展汽车贷款业务的担保公司们，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以往的合作模式主要基于担保公司与工行分行之间的合作。工行作为国有大行之一，分行拥有一定的风险和授信政策制定权和全部的业务审批权。分行一手担负着业务发展指标，另一手则兼顾着风险控制的责任，有时为了业务发展，分行能够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授信政策，适度放宽客户准入标准，并且这些授信政策在本分行内的审批过程中能够得到完全地贯彻执行。这也是当初浙江工行能够将业务做到全国的主要原因。但是，一旦审批权上收总行后，总行审批人员是否依然认可分行的授信政策，在实际的业务审批过程中依然按照当初的分行政策审批具体业务，则存在很大变数。
其次，分行的风险政策会更适度考虑业务发展的因素，但总行的风险政策则更多考虑业务整体风险和合规的因素。两种不同的政策制定初衷，当然也是出于不同的考核导向，必将导致总分行间政策制定上存在较大差异。况且，作为“宇宙第一大行”，总行的任何政策都会牵一发而动，因此总行在制定授信政策时必将较分行更加谨慎。
第三，既然业务的授信审批权上收总行，那么合作关系能否也一并上收，以“总对总”的模式继续开展合作呢？在笔者看来，这种方式也几乎没有可行性。先不说工行系担保公司无论从行业地位、品牌形象还是规模体量上都和工行总行相差几个数量级，无法基于平等的行业地位开展总对总的合作。单纯从工行总行的角度来说，以“总对总”的方式开展汽车贷款业务的助贷类合作，也会首选易鑫、大搜车、瓜子等行业头部的公司。而且在监管政策不断收紧和工行对业务合规性的关注越来越高的背景下，以往的工行系担保公司的业务模式也存在通过没有担保资质的公司开展助贷类业务并提供担保的合规性风险，这也是工行总行在业务合作和风险管理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虽然暂时还没有听到工总行上收授信审批权后，对工行系担保公司汽车贷款业务出台什么新规。但是从实际业务开展的角度来看，以往与分行关系密切，甚至和分行审批人员形成一定默契的担保公司们，未来在与总行审批人员的合作和沟通过程中，将面临更多问题和更高成本。
